三星堆是华夏文明的耻辱三星堆否定了夏朝1001无标题( 二 ) _生活百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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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于定居农耕和游牧族群之间的，是半农半牧族群。他们或者游牧和游耕，或甚至以定居农耕的同时经营畜牧，史籍中称之为“产牧”生业，多半游动范围不大。在从事农耕生产时至少需要临时性地固定头发，因而在三星堆青铜人像中就有盘发的发式和形象（图6）。川滇西部正好位于著名的胡焕庸线旁，和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画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，地处横断山区及其附近，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复杂多样，因而也正好是多种生业的族群杂处的生态过渡性地带，与出土资料和文献记载提供的历史信息正好相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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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上可见，三星堆古蜀王国是上古中国大西南地区地域辽阔、族群支系众多、生业方式多元多样的早期文明共同体。作为上古大西南地区规模颇大、几乎整合一方的区域文明共同体，在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。
三星堆文明不仅拥有重要的地位，而且特点非常鲜明。近年来三星堆的重大考古发现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，从学界封闭的象牙塔大步跨进广大公众视野，相当扯人眼球，除了其重大学术价值和媒体的大力宣传外，无疑也与其形象独特多样的大量青铜造像、金玉器皿和珍贵象牙本身琳琅满目、瑰丽多姿、极具神采的观赏价值分不开。在一个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之中，像三星堆、金沙这样既非常重要、又非常好看，观赏之余又每每激发观者无穷推测想象的个案确实不很多。这无疑构成了三星堆文明引人瞩目的特质特色。
对此还是以三星堆青铜人像的发式或发饰出发，对之略加讨论。如1986年出土的一件体型不大的青铜人像（图7），其发型整体呈现额发后梳、后发前卷之势，相当奇特神妙，即使今天看来亦颇具“前卫”风采，反映了三星堆先民审美艺术穿越古今的永恒魅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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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如今年公布的另外三件青铜人像的发型，则以束发而成的发髻冲天而起、极尽高耸为近乎奇怪的鲜明特点，而且三者的造型似乎又各有所不同，不禁令人遐想或猜测其蕴含的政教涵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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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开人物发饰等造型以外，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大量动植物造型亦非常精美，如其大大小小的青铜神树，以及各类飞禽等动物的造型，往往都形象美轮美奂而蕴涵政教深意。与三星堆一脉相生的金沙遗址出土的极为精美、动感十足的“太阳神鸟”金箔，已经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。而三星堆长达143厘米的金杖，也与其后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图像，从内涵到形式可谓形神相承，金杖身上的纹饰包括头戴王冠的蜀王人像，和钩喙鱼鹰背负戳入鱼身之羽箭展翅飞翔的图案。据研究，戴冠者可能正是蜀王鱼凫氏形象，而金杖应是其王权的神圣象征。
商周青铜器系统以鼎、簋等形体庄重的礼器为突出特点，三星堆青铜器则以大量人（神）造像最引人注目，后者以人为本（原型）、栩栩如生的形象，似乎更具有一种“文艺范儿”，应为后世巴蜀文化崇文尚艺风格特质的源头活水。总之，凡是参观过三星堆遗址或其博物馆的朋友，都不难获得一个深刻印象，这是一个风格独特、个性鲜明的早期区域文明。
不仅如此，种种迹象表明，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作为上古区域文明，其政治整合的文明发展进程，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级的程度。例如，由于“沉睡三千年”，年湮代远，三星堆文明长期不为秦汉以后的世人所知，以至蜀地现存最早的本土史籍《蜀王本纪》亦视古蜀文明如洪荒，甚至断言其“未有礼乐” 。但是，三星堆-金沙的考古发现彻底刷新了人们的认识，其礼制文明的水平应已经相当高，而且以蜀王作为共主，建立起一整套统一秩序规范体系，表现出跨邦国族群的强大整合力度。如前引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的蜀王铜像，身高172厘米，底座高90厘米，通高262厘米，既是蜀地邦国族群联盟的共主，又明显出自椎结簪发的农耕族群，是迄今为止举世最高的出土青铜人像。而在与三星堆相隔不过三四十公里的金沙遗址，则出土了一件十几厘米高的小型青铜人像，其造型风格和极富于特征的手势等礼容仪态，与三星堆大立人像如出一辙，但脑后却拖着长长的三条辫子，与大立人椎结簪发的特征迥然相对，显然出自编发族群。分别出自三星堆和金沙的大小铜人发饰相异而礼容仪态相同，形象生动地反映，在疆域广辽、横跨族群和生业生态区的古蜀王国，已经具有相当统一性规约的一整套礼制文明，其政教整合水平已颇高，这与三星堆-金沙遗址及其大量珍贵文物所揭示的灿烂的青铜文明是一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