馄饨侯总店馄饨侯( 二 ) _生活百科

这馄饨馅是馄饨的灵魂，肉、葱、姜等调料按一定比例调制，肉必须用前臀肩，七分瘦三分肥，要把馅经过无数次的搅动，直到馅十分均匀才行。因为皮薄，馅的颜色从外面很容易看出，红里透白、白里透红，从视觉便可产生美感，也就更增强食欲。
下面咱们说说这非常讲究的馄饨的汤，汤的内容可相当丰富，不光有猪棒骨，还要放上两只鸡，您说那汤的味道能不地道吗？盛馄饨时，碗里再放上蝦皮、冬菜、紫菜、香菜、酱油、味精、胡椒粉、醋、辣椒，等喝馄饨的时候，您再配上烧饼，嘿~保您吃个满意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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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必须提的是我父亲头脑灵活、敢想敢干。以前买卖小的时候只卖馄飩和芝麻烧饼，资金稍可周转之后，就开始卖熟食和小菜儿了。后来有了啤酒（啤酒桶像个煤气罐儿，里面装啤酒，一根铁管插到桶里，上面像水龙头节门一样，卖一杯，放一杯）这在当时，也是从我家开始的。后来在我家旁边增加一家卖褡裢火烧的刘三大爷，品种更多了，也算优势互补。再有就是招牌，自己宣传自己，我曾清楚的记得，父亲摊位的后墙上，挂着一个帐子，帐子的底色是紫色，上面书写“馄饨侯”（仿宋体大字）和“北京风味”（仿宋体小字）周围是一圈和平鸽（当时正值抗美援朝）装饰，其实就是一圈馄饨吧！
当时京城诸多媒体对我家“馄饨侯”都有着详细的报道。例如：《旅行家》杂志（1957年4月号）41页，金受申先生撰写的《北京的夜》一文中，由毓继明先生画的钢笔速写插图，画面的前景一排人坐在木凳上吃馄饨，后景布棚内挂一布帐，帐上写着“馄饨侯”三个大字。《北京游览手册》（1957年版）136页第10行写到，“馄饨”北京馄饨铺和馄饨摊很多，东安门东口路北“馄饨侯”较有名（晚间营业）。《国际畫报》1956年版刊登了背景是“馄饨侯”横幅的，父亲和大妹的照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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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期间“馄饨侯”的名声越来越大，成为了京城响当当的餐饮品牌。
由于大势所趋，1957年的合作化，公私合营,我家的买卖也发生了变化。当时在东安门一带经营馄饨摊的有很多家，因父亲名气较大，人又正直，很有号召力，被大家选为组长，地点指定在南河沿东皇城根南口，但这个地理位置显然无法和原东安门（现改为东华门）靠近王府井的街面相比，顾客寮寮无几，加上合作化，心气儿也不高，甚至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，众人十分着急，想重新回到东安门的街面上经营，但再以“摊儿”的形式出现是不允许的，只能以“铺面房”的形式回归东安门大街。
经过考察后，选定东安门原“馄饨侯”附近的铺面房，1959年迁入新址经营。因为合作前摊商“馄饨侯”早已为人们熟知，上级部门也认为这个名字好，因此沿用了“馄饨侯”的名号，沿用至今。父亲任经理，一直到文革初期，在这十多年里父亲作为经理，为“馄饨侯”的发展壮大作过极大的贡献。以下几件事是值得提起的
1960年11月的一天，突然上级领导通知父亲带好厨具去人民大会堂，到后才得知，周总理请缅甸总理吴努品尝北京风味小吃，是周总理亲自点名要我父亲前来 *** 馄饨，款待客人的，此后父亲曾数次去西颐***献技。在父亲的培养下，他的徒弟在六十年代初参加全国烹饪比赛得了金奖。
美好的时光飞逝，文革开始了，作为北京的“名人”父亲遭受了批斗、游街、受尽非人的虐待，难道这一切都源于小小的“馄饨”吗？
文革期间我们六个子女中有五个因分配，下乡插队离开北京，父母亲不光要遭受身体上折磨、精神上的摧残，连孩子们也被迫离他而去！这时父亲的病越来越重，因为得不到医治导致失语，但扔要上班。
由于残酷的批斗致使他在1973年病情更加恶化，导致半身不遂。在母亲和弟弟、妹妹的精心护理下，病卧八年。1980年10月30日病逝于北京医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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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我们兄弟姐妹没有继承父亲一手创下的“馄饨侯”？现在回想起来才终于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。按道理家中兄妹六人，我这个老大应该替父母分担一些压力，但在1958年我初中毕业时父亲坚持要我考高中（文革时这也是他的一条罪状），父亲供我上学这个事，在他周围是不多见的，父亲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不希望我们再去受他那样的罪。1961年高中毕业后，我考上北京钢铁学院，1966年毕业后，一直从事教育工作，2002年从黄金系统的一个学校退休，职称是高级讲师，我特别感谢我的父母，为了我们吃了那么多苦，把我培养成一名高级讲师。